͡° ͜ʖ ͡°兼问：中国经典
--2022年2月
三分观点：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为生活增光添彩。
中国历代政治哲学：鬼治（上帝和祖先），德治（人性），礼治（次序等级），法治（公平民主）
对于传统文化，国人喜欢称为“国学”，这和洋人所谓的“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经典的内容很多，如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说文解字，但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且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所接触散乱，没有体系，不知所言，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主要参考朱自清《经典常谈》）
一、《说文解字》
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为学初，必得先识字，字的形、音、义，也称“小学”，现称“文字学”。
识字（点）--》学科（线）--》思维方式（面）
传说文字由仓颉（黄帝史官）造，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龟的腹甲）骨（牛的肩胛骨）文，用工具刻（契）在上面，初见于商朝，而仓颉音近商契（商民族祖宗）。古时书写方式有四种：契（刻）、铸（如青铜浇灌）、书（写在竹木简、帛、纸）、印（陶器，封泥土）。
许慎（东汉和帝时）收罗九千字，析偏旁，定部首，说解之，制作了一部划时代的书--《说文解字》。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六书”：
1、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本于图画，以画记名，记事；但文字本于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即名。物的传播有名、记（字、符号、画、视频）
2、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二”（上），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符号，各代表一个物类，又如“刃”，刀形上加一点，表示尖锋所在
3、会意：即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字为一个字，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
4、形声：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一个形，一个声（音标），形声意符，如江（蜿蜒的水），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水小），钱（金小），贱（贝小），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三字共有戋（小）的意思。
形声最方便，用处最大，所以字也最多
5、转注：互训，即可以互相解释，也称同义字，如考、老（同形同部），初，首，头，基（不同形不同部）
6、假音：有音无形，借了别的同音字，当作那个意义，如代名词（予、汝、彼），虚助词（于，以，与，而，则，然，也，乎，哉）
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颇不容易分辨，晋以来通行了四声，将同一个字分读，分义也更开些了（如：长）。
先秦时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字，始皇灭六国，统一文字（小篆体）。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演变主因是应用，方向是简易。公事忙，文书多，有些下行文书，不免写得草率些，日长人多，便自然成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到汉末，才渐渐变：椭圆为扁方，敛笔变挑笔，这是所谓的汉隶，即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楷书”、“八分书”。书写效果的呈现有：正书（方整）、草书（连字）、行书（正书简化）。
二、《易经》：阴阳五行，爻、卦。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神怪故事显然是五行、八卦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后才有的。“小事用筮，大事用卜”。“凡事皆有定数”这是很古老的信仰，卦数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辞是一定的，引申推论起来自然简易。
1、筮：用蓍草（长寿草，和老人一样阅历多，能断吉凶），靠数目断吉凶，
2、卜：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再将内容(5W)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后有金钱卜法，属于焦京易（焦延寿与京房）的系统。
3、繇：卜法里的兆象据说有120体，每一体都有10条“颂”辞，那断吉凶的辞，原叫做繇辞，繇即“抽出来”的意思。积累的多了，后人通过抽签的方式就可以卜了。
古时有三易：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前面两部已经佚传，《周易》经儒家发展而成为群经之首。孔孟之后战国末期，阴阳学说盛行，道家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儒家，儒家结合吸收，给《周易》卦爻辞作了种种新的解释。每一卦都有彖（即断）辞，另外推演卦爻的象（相当于现在的观念）辞，推行自己的哲学理念：伦理思想（宇宙观，人生观），政治观念。
三、《尚书》：最古的记言、记事的历史。
“上古帝王的书”，书上加一“尚”，表示尊信。记言是直接的，记事是比较间接的（要剪裁、修补）。包括虞、夏、商、周，大部分是号令，即向大众宣布的。其实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君王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逢到臣民不听话，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便可解决。西周后，“德”盛行，德治主义成形（政治建立在人性上）。
四、《诗》
诗的源头是歌谣（徒[随口]歌，乐[随乐器]歌），高兴或悲伤的诉说、唱叹，再加上手舞足蹈，碰到节日，酬神作乐，一唱一和或者彼此竞胜，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便是建立在此之上。
有了文字后，乐词，乐谱被记录下来，现存最早的琴谱是《碣石调·幽兰》。太师们（宫庭乐队的头）收集唱词共三百多篇，便是《诗经》。战国时代，贵族衰落，乐工散走，乐谱亡失。
诗言志（两字合成），言志并不是抒情，“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孔子用《诗》来讨论学问或做人的道理。“《诗》无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孟子：知人论世。以史证诗，最先体现在《诗序》里，《大序》说明诗的教化，有六义：
1、风：风化（感化）、风刺，风也是各地的乐调，如《国风》
2、雅：正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是描写这种乐的乌乌之音，《大雅》《小雅》大约是乐调不同的缘故。
3、颂：形容盛德，颂就是“容”字，即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的样子。
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南调，《周南》《召南》原相当于河南、湖北一带的歌谣。
4、赋：本是唱诗给人听，《大序》里也许是“赋之言铺,直铺 陈今之政教善恶。”（东汉郑玄注）
5、比：譬喻，主文（不直陈）而谲谏（委婉地规谏）
6、兴：升华，警诫，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
五、《礼》
以前中堂供奉着大牌位“天地君亲师”，天地是生命本源，亲是祖先，宗族本源，君师是政教本源；人情不能忘本，荀子称为礼的三本。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即礼治主义。
人有欲望，要满足，则没有界限，无分际，就会争起来，社会容易乱。君师就是次序，边界。按儒家说：礼、乐、刑、政，到头来只是一个道理（互为因果），这四件都顺理成章，便是王道。
社会不断发展，情形变了，人的生活跟着变了，对象不同了，但礼的惰性很大，束缚人，容易成不近人情的伪礼。
六、《春秋》
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时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两季举行。各国都有，但传下来只有《鲁春秋》，孔子编，属于编年史，用鲁国纪元，目的是征实和劝惩，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徳义，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
《左传》鲁左丘明著，大体依《春秋》而作，是第一部编年史，长于战争记载，解经评史，吟味书法，自成一家。“富而艳，其失也巫”，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多少违背征实的精神。
七、《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以前私塾（书房）学生入学，是从四书开始，先生不过多讲解，只让学生背，背正文和朱熹注，科举用得上。1313年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大学教穷理，正心、修已、治人的道理，所教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模大，条目详，循序渐进。《中庸》是心法，中是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是平常；偏容易越礼。《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显示了孔子伟大的人格和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孟子》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
八、《战国策》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势力渐渐膨胀，又是世袭，一代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各国都有起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家分了，姓姜的齐国让姓田的大夫占了。周天子势微，且也起内乱，平王东迁，封建制度崩坏，后来列国纷纷称王。
君主和大臣都招贤纳士，甚至鸡鸣狗盗之人也收留，这是所谓的“好客”“好士”风气。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财的，况且难以把握，重要是做好外交功夫。如果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免去战祸，自是上策，就算不得不战，也可多找些帮手。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局势。合纵，即联合南北各国对抗秦国，代表人物是苏秦；连横，即秦联合东方各国，代表人物是张仪，这两人都是鬼谷先生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但秦惠王不理他，落魄得要死，锥刺股苦读，最终六国封相。
九、《史记》
中国二十四史为正史，《史记》、《汉书》为源头。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觉得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注书。天道的不定，世变的无常，引起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更增加了书的情韵。“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共分为130篇，其中十二本纪(地支，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三十世家(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人寿之大齐，类记各方面人物)、八书(八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十表(天干，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 ，实在是一部伟大的创作。“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
《汉书》是东汉班固著，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共计3213卷，约4700万字。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2550），到明末崇祯皇帝止（1644），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 书名 | 作者 | 今本卷数 | 成书时间及顺序 |
| 史记 | 西汉·司马迁 | 130 | 前93年，第一 |
| 汉书 | 东汉·班固 | 100 | 83年，第二 |
| 三国志 | 西晋·陈寿 | 289 | 289年，第三 |
| 后汉书 | 南朝·范晔 | 120 | 445年，第四 |
| 晋书 | 唐·房玄龄等 | 130 | 648年，第十三 |
| 宋书 | 梁·沈约 | 100 | 488年，第五 |
| 南齐书 | 梁·萧子显 | 59 | 514年，第六 |
| 梁书 | 唐·姚思廉 | 56 | 636年，并列第八 |
| 陈书 | 唐·姚思廉 | 36 | 636年，并列第八 |
| 魏书 | 北齐·魏收 | 114 | 554年，第七 |
| 北齐书 | 唐·李百药 | 50 | 636年，并列第八 |
| 周书 | 唐·令狐德棻等 | 50 | 636年，并列第八 |
| 隋书 | 唐·魏徵等 | 85 | 636年，并列第八 |
| 南史 | 唐·李延寿 | 80 | 659年，并列第十四 |
| 北史 | 唐·李延寿 | 100 | 659年，并列第十四 |
| 旧唐书 | 后晋·刘昫等 | 200 | 945年，第十六 |
| 新唐书 | 宋·欧阳修、宋祁 | 225 | 1060年，第十八 |
| 旧五代史 | 宋·薛居正等 | 150 | 974年，第十七 |
| 新五代史 | 宋·欧阳修 | 74 | 1072年，第十九 |
| 宋史 | 元·脱脱等 | 496 | 1345年，第二十二 |
| 辽史 | 元·脱脱等 | 116 | 1344年，并列第二十 |
| 金史 | 元·脱脱等 | 135 | 1344年，并列第二十 |
| 元史 | 明·宋濂、王袆等 | 210 | 1370年，第二十三 |
| 明史 | 清·张廷玉、万斯同等 | 332 | 1739年，第二十四 |
注：截止2022年，清史，民国史还未定版。
十、诸子
古代贵族分为“公伯侯子男”五种，比如齐桓公就是公爵，淮阴侯就是侯爵，先贤称子也是用了里面的子爵的意思，是一种尊称。后来对于一些有学问、德高望重的大师，也用子来做尊称。
战国时代，封建崩坏，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相对平等自由，形成一个大解放的时代，一些才智人士，对于当前情势，有种种的看法，种种的主张，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守旧的，有修正的，有要建立新的，有的压根反对一切的，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即专家。这些“士”开门授徒，人多势大，地位也高了，针对当时的文化和制度，不免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百家就是这样兴起的。
1、儒家：
第一个发扬光大的是孔子，原是宋国贵族，贫寒失势，流落鲁国，做了儒士（教书先生），“有教无类”就是他提的，是第一个将学术平民化的人。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开启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文王、周公的信徒。他讲学目的是养成“人”，人格的修养，直、仁、忠、恕，且要合乎礼；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进一步理论化和理想化。
孟子，名轲，邹人，主张“人性本善”，便是“仁、义、礼、智”，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反对功利。
荀子，名况，赵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但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善是人为的。他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根据。
2、墨家：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所以基本上拥护上层社会的。原业下层农工的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大夫。“墨”原是做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首领叫“钜子”，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不但是打仗专家，也是器械专家，但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又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应该视人如已，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他们又相信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注重功利，凡是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
儒家和墨家都是守旧的，儒家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墨家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
3、道家：
压根儿反对一切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不闻不问，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费力不讨好。典型人物为扬朱，他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学说，主张“全真保性，轻物贵己”，代表言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也可称之为“凡人哲学”。信命者，亡（无）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扬朱教义碰到天花板了。
道家首推的是老庄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道法自然，是最大的，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
4、名家：讼师，辩者
战国中后期，无义战。说士大兴，辩者四起，名者，即定义，辩论的根基在于如何定义。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政治家子产同时，名家思想之创先者，其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地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分析语义可以作出不同甚至相反解释。
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合同异，坚白石”。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大同小异”，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是相对的。荀子曾将邓析与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
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公子胜好名家论辨之言），提倡“正名实”学说的流派，即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最著名的：“白马非马”，白是一切白色的共性，而不是马，马是一切马的共性，而不是白。白马指白色的共性加上马的共性。所以白马并不是马。他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个别与一般的差别。但是，他夸大了这种差别，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最后达到否认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独立存在。这样，就把抽象的概念当成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实体，从而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公孙龙的论证在逻辑上和概念分析上做出了独到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把一些概念混淆而流入诡辩。可以对应思考的是：野人非人，即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辩证。
5、法家
儒、墨、道三家有一个共通在态度，就是托古立言，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是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即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王的集权。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政治方法帮助君主整理国政，出谋划策。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这就是法治。
| 人物 | 年代 | 成就 |
| 管仲 | 春秋.齐桓公 | 礼义廉耻、以法治国,齐桓公首霸 |
| 郭偃 | 春秋.晋文公 | “尚贤”,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晋文公次霸 |
| 子产 | 春秋.郑简公、郑定公 | 为田洫[划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对私田按地亩课税]，作丘赋[从占领地扩兵员]，铸“刑书”，公布成文法，自上而下的改革 |
| 李悝 | 战国.魏文侯 | 经济上推行“尽地力”[精耕细作]和“善平籴”[丰年平价买粮,荒年平价售粮，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的政策，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
| 吴起 | 卫国左氏人，战国.楚悼王 | 曾在魏文侯下，后因魏武侯猜疑而转投楚国，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明法审令”，实行法治，著有《吴子兵法》。 |
| 商鞅 | 卫国人，战国.秦孝公 | 三见孝公，拿出了三套改革方案，分别为“帝道”、“王道”、“霸道”。变法主要内容：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 |
| 申不害 | 郑国京邑人,战国.韩昭侯 | 韩国灭掉郑国后，为韩昭侯相,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大行“术”治,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 |
韩非有轻微口吃，但却是文笔流畅的优秀作家。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韩非子》中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
6、阴阳家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最大的用处在丧、祭。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则沦为方士。术数研究“天人之际”，因果关系，战国末年有人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阴阳家的首领是齐国人邹衍，研究阴阳消息，创立“五德终始说”。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尚书·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理解为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 五行 | 阳 | 阴 | 方位 | 神兽 | 色 | 五脏 | 五腑 | 五季 | 五体 | 五官 | 五华 | 五色 | 五味 | 五方 | 五志 | 五藏 | 五常 | 五劳 | 五侯 | 五液 | 五嗅 | 五声 |
| 木 | 甲 | 乙 | 东 | 青龙 | 青 | 肝 | 胆 | 春 | 筋 | 目 | 爪 | 青 | 酸 | 东 | 怒 | 魂 | 仁 | 行 | 风 | 泪 | 臊 | 呼 |
| 火 | 丙 | 丁 | 南 | 朱雀 | 红 | 心 | 小肠 | 夏 | 脉 | 舌 | 面 | 赤 | 苦 | 南 | 喜 | 神 | 礼 | 视 | 热 | 汗 | 焦 | 笑 |
| 土 | 戊 | 己 | 中 | 应龙 | 黄 | 脾 | 胃 | 长夏 | 肉 | 口 | 唇 | 黄 | 甘 | 中 | 思 | 意 | 信 | 坐 | 湿 | 涎 | 香 | 歌 |
| 金 | 庚 | 辛 | 西 | 白虎 | 白 | 肺 | 大肠 | 秋 | 皮 | 鼻 | 毛 | 白 | 辛 | 西 | 悲 | 魄 | 义 | 卧 | 燥 | 涕 | 腥 | 哭 |
| 水 | 壬 | 癸 | 北 | 玄武 | 黑 | 肾 | 膀胱 | 冬 | 骨 | 耳 | 发 | 黑 | 咸 | 北 | 恐 | 志 | 智 | 立 | 寒 | 唾 | 腐 | 呻 |
兵家：始于兵家至圣孙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握奇经》等。
今广为传播的是三十六计（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有好事者，作了一首伏头藏尾打油诗，曰：下策金玉借，以指劫擒贼；草鱼海间笑，山羊桃中击；树暗痴故走，釜空苦远客；屋梁连人尸，隔魏虢国灭。去首尾二字，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指桑骂槐、趁火打劫、擒贼擒王、关门捉贼、打草惊蛇、浑水摸鱼、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调虎离山、顺手牵羊、李代桃僵、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树上开花、暗渡陈仓、假痴不癫、欲擒故纵、走为上、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连环计、美人计、借尸还魂、隔岸观火、围魏救赵、假道伐虢。
纵横家：其祖鬼谷子，曾授苏、张、孙、庞暖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范雎的“远交近攻”。
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楚），祖述神农，主张上应天时，劝耕桑，以足衣食。1.顺民心，忠爱民；2.修饥谨，救灾荒；3.农本商末
杂家：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代表人物秦相吕不韦，他是第一个尝试统一思想的人，集合门客撰写《吕氏春秋》
小说家：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其书多已亡佚。
随着中央集权的进程，秦始皇灭六国，大一统，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焚书坑儒，禁天下言。但终究矫枉过正，秦暴亡。汉初实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效仿吕不韦让门客编了《淮南子》，以道家为基调，也想统一思想。但最后成功的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134）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除六经和孔子学说外，异道异论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统于一尊。
十一、辞赋
辞“辩解的语言”，赋“铺”，铺张倒是本来面目，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发展看，却与文按此，不算是诗。辞赋一般分为骚赋、散赋、骈赋、律赋、文赋五种。散赋的最高形式是汉赋，汉赋又可以分为大赋和小赋。特点：铺张、排偶、用典故
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
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
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四：内容上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投汨罗江自尽。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粽子由来），五月五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也是诗人节。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各篇，都是他放逐时所作。《离骚》尤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他拳拳爱国心，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无人可诉说，他是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借用笔端，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惫或苦痛时，叫“妈呀”“天哪”一样。《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参差不齐为主，也许是“南音”的发展，这中间变迁的轨迹，决不是突如其来。
《离骚》中影响最大的是：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诸作中奠定了楚辞这种体制，模仿的日见其多。宋玉（传说是屈原弟子）的《九辩》最出色（四美：潘安、兰陵王、宋玉、卫玠；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两汉时期的有8位辞赋家：枚乘（江苏淮安《七发》、《柳赋》）、司马相如（四川成都《子虚赋》）、贾谊（河南洛阳《吊屈原赋》、《鵩鸟赋》）、王褒（四川资中《洞萧赋》）、班固（陕西咸阳《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封燕然山铭》）、张衡（河南南阳《二京赋》《思玄赋》）、扬雄（四川成都《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王延寿（湖北襄樊《灵光殿赋》）。
晋左思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诗文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王勃《滕王阁序》）。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称为“文体”的赋。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称为“律赋”，其实只是一种技艺罢了。
十二、诗
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各地歌谣和乐谱，教李延年做协律都尉，没谱的给制谱，有谱的，不合式的地方得改动。他们有时还在歌辞里夹进些泛声；“辞”写大字，“声”写小字。但流传久了，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这种种乐歌，后来称为“乐府诗”。汉乐府的声调和《诗经》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调子。新调子有两种：楚声、新声。屈原的辞可为楚声的代表，汉高祖是楚人，喜欢楚声，楚声比雅乐好听。武帝时疆域外扩，新声出于西域和北狄的军歌。李延年多采取这种调子唱奏歌谣，从此大行。楚声里有整齐的五言，像著名的《梁甫吟》、《白头吟》、《怨歌行》，这就是五言诗的源头。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新声+大众题材，自然风靡一世。到东汉时，这些乐歌已经普遍化，文人仿作渐多。最高成就当属由南朝萧统从汉末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五言体编入《文选》而成。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这十九首像说家常话，并不在字面上用工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到唐为止，这是五言诗的标准。
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19），文学极盛，三曹[操及子丕、植]是文坛的主持人。曹植更是个大诗家，努力在五言体上，叙游宴，述恩荣，开后来应酬一派，但只求明白诚恳，还是歌谣本色。曹丕当皇帝后，曹植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
但真正奠定五言诗基础的是阮籍，他是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阮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生在魏晋交替时代，眼见司马氏三代专权，欺负曹家，压迫名士，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竹林七贤”。阮籍著有《咏怀八十二首》，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这许是当时的不得已，却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融合老庄文句，抽象说理，这种诗千篇一律，没有“我”。在这种影响下，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陶渊明，浔阳柴桑人，做过几回小官，觉得做官不自由，终于回归田园，躬耕自活，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他的诗是散文化的，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谢灵运，刘宋时做到临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但宋文帝只是将他当作文人，不得志于是称病还乡。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陶诗赏味田园谢诗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
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都有人指出，让诗文作家注意。从前只着重句末的韵，这时更着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从此诗文都力求谐调，远于语言的自然。这时的诗，一面讲究用典，一面讲究声律，不免侧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简文帝，又加新变，专咏艳情，称为“宫体”。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渐发展，汉魏乐府也有七言，但只是零星，南朝宋诗人鲍照创作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人生感慨颇多，影响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
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初唐时，大体还延续着南朝的风气，辗转在艳情的圈子里。但沈佺期、宋之问等进一步发展定型，奠定了律诗体制，南朝论声律，只就一联两句说；沈、宋却能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称为周期。这单位后来写成“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谱，七言律诗只是在五言句型的前面再加一个节奏单位。
说起唐诗，必提李白。李白是个不羁放荡爱自由的人，触犯杨贵妃，便辞了翰林，游山水，喝酒，作诗。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他作诗也全任自然，“天上谪诗人”（诗仙）。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绝句[四句诗]更代表着新制。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制，作来可供宫廷贵人家奏唱。绝句短小，贵含蓄，忌说尽，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超远境界，他给这新诗体立下了一个标准。
但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诗圣）。杜甫是儒家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但身经乱离，官场不得志，目睹上层社会的奢靡，亲见民间疾苦，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唐代以诗取士，所以诗大兴。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民间的实在疾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天地。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引经据典，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给诗创造了新语言。他又是个有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的刻划句子。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沈着痛快”的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政治上都升沈了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如长歌行），还有社会问题诗。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称小李杜）。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他和温庭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杜牧诗词华艳，富有纵横气，和温、李归为绮丽一派。
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捉摸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精，别出蹊径。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写情有时不免偏僻，便觉不大方。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偶独学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欧阳修曾遭贬谪，他是古文家。梅尧臣一生不得志。欧诗虽学韩，却平易疏畅，没有奇险的地方。梅诗幽深淡远，欧评他“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因为攻击王安石的新法，一辈子升沉在党争中。他将禅理大量地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到用笔如舌的地步。他门下黄庭坚，是第一个有意讲究诗的技巧的人，着重句律（篇章字句的组织与变化）。他开了江西诗派。
南宋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杨万里为人有节气，他的诗深深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醉不胖，能从大处下手。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范成大是个达官。他是个自然诗人，清新中兼有物峭。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钞》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该是“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画，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
十三、文章
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尚书》的几篇《商书》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兼指。使臣接受指派，有时是口头，有时预备稿子，这都是“命”（令）。但到了还得随机应变，当时的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夏言”），即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用雅言，不用鲁语。子曰：辞达则已（义之至也）。辞多则史，少则不达。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功利为主，高可取卿相。言辞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上本天、下察民、中利国）：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部就是《论语》（孔子弟子记他的言语）。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思想发展，辩为主导，需要铺陈，引经据典，逐渐恢张。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庄子》或历史故事《韩非子》来抒论。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但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汉初《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议论文百花齐放，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左传》是一座里程碑，但《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系统的史书，且更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地观察和选择，比较得更难些。
汉代是“赋”兴的时代。西汉句子很短，最短两字，东汉便长起来，最短四字，魏晋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别称四六文）。所谓“骈文”或“骈体”就是这样开始发展。 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抒情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有助人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为不废的体制。 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这种文体讲求对偶和声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 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即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又如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辞的作用不同，性质各异。梁元帝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文”，大体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奏章则不算。这其实是对汉赋的细分，真是“附庸蔚为大国”。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筒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做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 集佛典翻泽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 句式的增扩，直接影响比较小，但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主要有四种形式：
故：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解：演释原来辞意，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公羊传》《毅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一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
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
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
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随着文字场景的扩大，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约，时代久了，有些便不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即先解剖文义，似乎是受佛典翻译的影响。但没人将这些当作“文”，虽然有不少人提倡改革文体，应者尚少，主于教化，广泛难以动众。
文体的开宗派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圣人（敬天爱民）之道，解佛老（玄学）之惑。当时佛、道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论佛骨表》）。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源于孟子“浩然之气”，即精神气质、人格境界，提倡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中，所谓的“话糙理不糙”。柳宗元和韩愈是好友，他的学问见解在韩之上，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始得西山宴游记》），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攻破敌阵，肃清残敌，比喻写文章打破陈规）的功绩比韩差太多。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就比较容易了。曾巩、苏轼是他的门生，苏辙、王安石、苏洵也都是他提拔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成定论）。韩愈是开宗派，欧、苏有意地立宗派。欧阳修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言情自然），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学问有根底，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尤以苏轼才气纵横，他说其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弟子们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且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孤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做“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所，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放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活”渐新发展，本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传世的已经很少，但后世几部小说名著，元罗贯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明施耐庵《水浒传》，明吴承恩《西游记》都是话本演化而来。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红楼梦》里得到充分的发展。《红楼梦》组织更加严密，全书只有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的“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限“朱注四书”，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圣人要有圣人的口吻，小人有小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八股文格律定得如此严，所以得简练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陈词滥调，空洞无物，真是“每况愈下”，文人志士极大地困于君主牢笼下。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安徽安庆），诗文作家标榜宗派的，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
戴名世是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方苞是开山祖师，第一个提倡“义法”（最早见于《墨子.非命》），“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姚鼐将桐城派发扬光大，主张的“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姚鼐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有中衰之势。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也是他首提的）。文章表现应在内容上强调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他的幕像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铜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绝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做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